“学”和“思”王充认为，人们学习知识的途径大要有两类：一类是通过感受器官的直观感知，一类是通过大脑的理性思考。圣贤不能先知，获得外界信息也需要依靠耳朵、眼睛等感受器官。他们对于使用耳朵能够知道的“可知之事”，则“思之辄决”；对于“不行知之事”，则“待问乃解”。

天下的事情、世间的万物，可以通过思考而知道的，“愚夫能开精”；通过思考不能知道的，则“上圣不能省”。所以，孔子叹息“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以思，无益，不如学也”。由此可知，虽然孔子很是重视“学”，可是同时也看到了“思”的作用。

《论语》中另有关于“学”和“思”越发详细的叙述，如《论语·为政》篇载，子曰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，认为只是一味的学习和接受新知识，而没有理性的分析和判断，就会感应渺茫；相反，只是一味的思考，而不主动去获取新知识，就会停滞不前。可见，孔子重视“学”和“思”相联合，认为只有将“学”和“思”相联合才气使认识不停的深化。孔子的“学”指的是对前人履历的学习，属于感性认识的领域，而孔子的“思”则是指在学习前人履历的基础上，举行理性的分析和判断，属于理性认识的领域。

在孔子那里，获得感性认识的途径是“学”，这点是毫无疑问的；可是，“思”却不是获得理性认识的唯一途径。在孔子看来“温故而知新”、“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；则不复也”、“告诸往而知来者”等也是理性认识的方法。

王充还强调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仅仅依靠耳朵、眼睛等感受器官，还需要“心善”，“心善”指的是一颗仁善之心，这与孔子所强调的“仁”是一致的。“夫贤者，才气未必高也而心明，智力未必多而举是。何以观心？必以言。有善心，则有善言。

以言而察行，有善言则有善行矣。言行无非，治家亲戚有伦，治国则尊卑有序。无善心者，白黑不分，善恶同伦，政治庞杂，法度失平。故心善，无不善也；心不善，无能善。

心善则能辩然否。然否之义定，心善之效明，虽贫贱困穷，功不成而效不立，犹为贤矣。

”“贤者”的才气纷歧定高，但能是非分明，智力纷歧定多，但行为没有错误。“有善心，则有善言。以言而察行，有善言则有善行矣”，“言行无非”者治家可以使亲属间讲伦理，治国可以使尊卑间有秩序。

“无善心者，白黑不分，善恶同伦，政治庞杂，法度失平”，所以，只要有善心，就没有什么是欠好的；心不善，就没有什么是好的。心善的人能分辨自己的行为是否恰当，这样的人纵然“贫贱困穷，功不成而效不立”，也仍然是贤人。

博、订、用王充对孔子的治学方法也有一定的研究，而且将之革新并内化为自己的治学方法。《中庸》详细纪录了孔子的治学方法和步骤，如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，学习的第一步是广泛学习；第二步是详细询问，即对所学之物举行考察，有不明确的地方随时向他人请教；第三步是周密思考，即对所学知识举行理性思考；第四步是明确分辨，即在思考的历程中，通过理性对比分辨对错；第五步是行，即把自己所学的知识付诸实践。

可见，“博学”“审问”“慎思”“明辨”“笃行”是孔子治学的方法。其中，“博学”与“审问”属于感性认识，“慎思”与“明辨”属于理性认识，“笃行”则属于实践。王充对于孔子治学方法的五个步骤举行了归纳与总结，并将之简化为四个步骤，即“博、订、通、用”。

其中“博”“订”“用”泉源于孔子。“博”，即“览见广博”，这是对孔子“博学”的继续，属于感性认识；“订”，详而言之曰“两刃相割，利钝乃知，两论相订是非乃见”，是对孔子“慎思”与“明辨”的归纳综合；“通”，即“博览古今者为通人”，要求在学习的历程中，精学各家学说。

如何醒目？王充认为“勤学勤力，博文强识”，即“勤”，“勤”也是王充提倡的治学品德。“用”，即学以致用，也是王充的治学目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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